1949年12月24日，南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龙州关和南宁支关的军代表徐治邦、龙州关税务司何宝琛在“上开各物，接收无讹、移交无讹”的《接管龙州关及南宁支关职员档案公款公物清册（1949年12月9日造报）》上落下印信。这份清册，见证了广西地区洋关治权告别历史舞台，开启了海关主权回到人民手中的新征程。
随着中英《烟台条约》（1876年）、中法《续议商务专条》（1887年）、中英《续议缅甸条约副款专条》（1897年）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，广西相继开放北海、龙州、梧州和南宁等地为通商口岸，设立洋关。上述洋关设立后，虽仍有清政府委任地方行政长官兼任海关监督，但行政、业务、财政、人事等实权尽操于洋人税务司之手。帝国主义利用把持洋关的特权大搞经济侵略，干预货物进口，为侵华服务。据统计，解放前广西4关先后有15个国家的112人充当税务司，税务司要求关员“忠关”，不准同中国政府接触，不准参加政治团体。
按照中法《续议商务专条》规定：“凡由北圻入中国滇粤通商处所之洋货，即按照中国通商税则，减十分之四，收纳正税，其出口至北圻之中国土货，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，减十分之四，收纳正税”，这比协定关税值百抽五税率还低，且执行了近40年之久。
当时，北海、梧州、龙州和南宁等通商口岸，商船可先向领事馆报告再转知海关，外商按领事签证货单递交海关办理。外国商船自由出入，通商口岸一度成为列强倾销商品的集散地。进口货物以鸦片、棉花、羊毛、煤油、火柴为大宗，出口主要是土特产和原材料，入超额极大，使得广西家庭作坊、手工业濒于破产，海运业陷于困境。大量鸦片以“洋药”之名合法输入，每100斤收税银30两，仅北海口岸1877年至1912年就输入1.22万担。
此外，旧中国海关税务司超出海关统计的职能范畴，将关内及地方发生的事情向总税务司密报。各关税务司每10年编写一本《十年报告》，记述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财政金融、交通运输、人口、邮政、教育和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内容，这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洋关超越海关职能攫取情报的真实反映，暴露了洋关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服务的本性。
1949年12月，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镇南关（今友谊关），广西全境解放。解放军39军116师37团派人收缴了龙州关和南宁支关武器弹药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相继派出军代表接管梧州、龙州、南宁、北海和东兴等旧中国海关。奉华南海关处令，9日起龙州关所用文件、关单、会计簿册，一律停用英文，改用中文。15日起东兴国际桥恢复开放，正式开始人民海关业务，海关行政管理权、关税自主权和人事管理权等主权回到人民手中。
广西各地海关贯彻中央“改造、利用”方针，改造旧中国海关，建设人民海关。废除旧中国海关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，解除与海关无关的巡卫海疆、港务管理等职能，根据把守国家 经济大门的指导思想，有效地开展以许可证为证据的监管制度，对各种货物和货币的输出输入执行监督管理，征收关税，与走私进行坚决斗争等工作，并执行了一系列的特殊性监管任务，积极履行新海关职能。
1950年下半年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，妄想以封锁、禁运来扼杀新中国经济。广西北海、梧州和东兴等地海关积极配合国家的政治、经济斗争，对抢运物资尽量简化手续，用海关签发的证明书作为抢运物资报验的临时许可证，为粉碎封锁禁运起到新海关应有的作用。
1951年，南宁关为保障中国和越南贸易正常开展，工作重点一直在中越边境，先后在边境沿线设立工作组、监管站、办事处、支关等分支机构多达27个。中越签订边境贸易协定书以及开放中越边境小额贸易后，边境居民互市小额贸易和地方贸易十分兴旺。
长期以来，南宁海关努力完成国家赋予的进出境货物、行邮物品等监管，征收关税，查缉走私，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等职责任务，为广西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如今的南宁海关正以新的姿态启航新征程，践行新使命，奋力推动关区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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